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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纪念英年早逝的郭在贻师 |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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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英年早逝的郭在贻师



今天是郭在贻师逝世二十八周年,明天是他诞辰七十八周年。在贻师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生于山东邹平农村,一九五七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一九五八年改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一年毕业,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被姜亮夫先生选中为助手,进入由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王焕镳诸先生为导师的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有顶级的名师,有丰富的图书,在贻师在这里度过了他无限怀念的一生中最“宁静而又饶有诗趣的读书生活”:


我为了看书方便,有一段时间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览资料室的大量藏书。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那时我年方廿二三岁,精力旺盛,常常看书看得错过了吃饭的时间,赶到食堂时,已经关门了,有时就到路边小摊上买一只甜瓜充饥。每天夜晚,是我读书的最佳时间。吃罢晚饭,我先练习一个小时的毛笔字,然后读书,不到夜里十二时甚至次日凌晨一二时,是不会就寝的。年年月月,乐此不疲,这样的读书生活坚持了四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开始,才告一段落。(《回顾我的读书生活》)


文革风暴骤起,研究室被“砸烂”,先生转到了中文系,在举国板荡的非常时期,他却超然物外,不受裹挟:


那时我是“逍遥派”,没有事情干,不读书无以打发日子,于是我就研究起楚辞来。我把杭大和浙江图书馆所收藏的楚辞书都设法借了出来,一一研读。我发现楚辞中有许多训诂问题前人并没有解决。我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运用我在研究室时所学得的一点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再征之以各种古代文献,试图加以解决。我那时是确实下了一番苦功的,还为此闹过一些笑话。比如有一次我到肉店买肉,一边排队,一边捧着一本书在看,看得入神了,不觉时光之流逝,猛一抬头,肉店已关了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独我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这件事,至今人们传为笑谈。有时候,夜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立即爬起来翻书,自然,觉是睡不成了。就这样,我在文革期间对楚辞的训诂做了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断断续续地写成《楚辞解诂》一文。(同上)


耐寂寞而不旁骛,历动乱而不间断,在文革结束后短短的数年间,在贻师相继出版了《训诂丛稿》与《训诂学》,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考释出了从先秦两汉到唐宋等多种古文献中的疑难语词,并在一九八四年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九八六年成为当时在全国范围都不多见的较年轻的文科教授与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



初识在贻师,我还未入杭大读研究生,是慕名去旁听他的训诂学课。上课是在秋夜,课后我与在贻师偕行,就问自汉迄清,代有皓首穷经的小学家,写下了我们皓首难穷的训诂著作,当世亦不乏自小即熟诵旧典、精擅此道的老先生,我们今天步其后尘,操其故伎,功力则远不逮,还能搞出大名堂吗?在贻师步履不减,脱口说道:“要都不搞不是更没人搞了吗!”态度平淡,语调轻缓,毫无语重心长之状,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回答,不足全然打消我的困惑,但却使我认识了一种纯粹学者的境界。这种境界,既蕴含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又蕴含了与世无争的超脱感。正是这种境界,才使一个真学者在他所从事的学术变成“冷学”时,能坚守而不改;变成“穷学”时,能笃持而不悔,直至呕心沥血,蜡炬成灰。


在贻师的另一种学者境界,是奖掖后学,不遗馀力,而且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一切以求真求实为旨归。研究生金小春对他的名作《楚辞解诂》中的某条提出异议,在贻师帮着充实改定,推荐给校学报发表;复将其作为范例,引入自著《训诂学》中。我刚留校,在贻师就命我接任他在中文系的训诂学课。第一次是给八四级古典文献专业班授课,布置学生写读书札记,有个高材生周明初,一下交来两篇,其中一篇是对在贻师《训诂学》提出的商榷意见。在贻师觉得明初颇有培养前途,很称赏他。后来明初投考某大学研究生,名列前茅,因故不被录取;在贻师知道之后,遂向他兼职的古籍研究所力荐,使明初终于获得深造的机会。明初后来又跟徐朔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如今担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明初已是以明清文学研究著称的名教授了。



谚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旨。”不免绝对。在贻师与晚辈交,大抵论及于学,则其甘如旨,几到来者不拒、言无不尽的地步。我随他去上海开会,就是在餐桌上,也常有青年凑过来向他求教,他边吃边详答,还时用筷子在桌面比划。我随他去湖州为选修训诂的函授学员作辅导,白天他讲了课,晚上又有素不相识的学员找到招待所来,他又一一给以指点。至于我们身受,更非片言能尽。而事涉其他,则其淡如水,轻易不肯让我们服劳。一次我敲开门,他正擦汗,原来是刚买米回来。他不会骑自行车,十多分钟的路,自己背着回家。我说以后待米将尽,事先跟我们招呼一声吧。又一次我去,他正换球鞋,又是要去背米。我骑车把米买回来,又重复了前话。但要不是我们碰上,他总不肯吱声,与论学时的滔滔不绝,判若两人。



在贻师对高水平学者一向崇敬,对高境界学问无比向往。一九八八年给门人王云路写信,表达了对通人的五体投地:


暑假中,我没有做什么正经学问,只是兴之所至,读了十几本杂书。最近则在读钱锺书的《谈艺录》,读了这部书,你才会领略到天下学问之大,惊叹于天才的头脑实为电子计算机所不能及。另外,这部书中还有着数不尽的四字格成词,足以供吾侪作文之助。这一点我已告诉了一新,要他备一个笔记本,把好的词都记下来。只有脑子里装满了丰富的词汇,才能做到写文章时意到词达,左右逢源。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什么读书多了就能下笔有神呢?我想这跟掌握了丰富的词汇大有关系。


而对蹈空不实、大言欺世的学风深恶痛绝。一九八八年致赵逵夫先生信:


环顾宇内,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者,虑不数人……而抄撮稗贩、招摇撞骗之徒,则遍地皆是矣。且其人均能混得个教授、研究员之桂冠,从而益张其撞骗之术。古谚有云:“烂羊头,关内侯;烂羊尾,骑都尉。”可为此辈之写照也。


他是如此敬业,又是如此穷困(可由他致大哥的信中窥见一斑:一九八〇年九月:“我的《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一文,已被编入《古典文学论丛》一书,放在开卷第一篇,据编辑来信讲,将给予最高报酬每千字十元,此文二万字,可得二百元稿费,明年回家的路费有指望了。”一九八一年四月:“目前我的经济状况殊为拮据,已欠下一百元债,如果不能在近期内收到一笔稿费,暑假回山东将大成问题。”),这一切都在吞噬他的健康,吞噬他的生命。



生于农家、幼年丧父的在贻师自小刻苦自励,成绩优异,箪食瓢饮,殊不自惜。文革后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出现了高血压并频发早搏——那是一九八〇年,他四十岁。之后心脏病、胆囊炎、肝炎等各种疾病缠身,直到最后以肝癌不治。


一九八八年秋,在贻师以腹部不适去浙江医院体检,医生当即疑为肝癌。第二天换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再查,误诊期望彻底破灭——百分之百晚期。


师母跟我们商定骗他是血管瘤。但是没过几天,深夜腹部剧痛,他被紧急送进医院施行手术。浙江医院的“疑肝Ca”是直接写在他拿去的病历上的——以在贻师的敏感,加上多年跟医院打交道的经验,在手术后我们都知道,他早已明白了,只是谁都不愿也不忍捅破这层窗户纸。


他当然不甘心在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时刻就离开世界。他的生活条件才刚略有好转,两个还在中小学就读的儿子都未成人,他的事业正在不断上升。十个月前的二月廿六日,在为《文史知识》写的特约稿《回顾我的读书生活》的结尾,他还谦称:“我还年轻,读书甚少,人生的修养尤其不足,本没有资格在这里放言高论。”他跟两位高足张涌泉、黄征制订了合作《敦煌学三书》的庞大计划,其中的《敦煌变文集校议》已临收尾。半年前的五月廿一日致赵逵夫先生信,他踌躇满志地宣告该书“将于年底蕆工,全稿约三十万字,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但没有等到其书“蕆工”的“年底”,他已立下了这样沉痛的遗嘱——这是他写下后没拿出来、在去世后我们才看到的:


涌泉、黄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有件事拜托你们:


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在贻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贻师的话越来越少——既是没有精神,也是因为忧郁。不止一次,他默然甚至是木然地躺着,失神的眼睛不看身边的我们,只看着天花板,突然就出声抽泣起来,让当时还年轻的我们张皇失措。


大家轮流陪护,企盼出现奇迹。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跨入一九八九年,在贻师全身浮肿,医院签发病危通知,明确说就这几天了。


一月十一日是在贻师的五十大寿。


我们聚在病房门口。同门中学问最拔萃、处事最干练的涌泉显然被痛苦压垮了,口不择言地冒出个馊主意:我们给郭老师提前做个寿吧!


我白了他一眼:你是要告诉他熬不到生日那天了吗?


当然没有给他提前做寿。而他也真的没有熬到生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日——离五十岁生日还差一天,在贻师抛下我们,去了天国。他多年的同事、著名词学专家吴熊和教授用衍变自顾贞观词句的挽联“母老家贫子幼,空有才名惊耆宿;雨冷灯昏梦断,又为斯民哭健儿”寄托哀思,也概括了在贻师一生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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