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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 | 滑坡灾害:香港公共安全治理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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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灾害:香港公共安全治理的历史经验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哲学博士



在自然与生命的关系史上,普通人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是一种常态,在自然风险得不到清晰识别的地方,在社会经济生活得不到有效干预的地方,面对自然灾害的疯狂肆虐,个人、家庭及更大群体的生命渺小而脆弱,随时可能跌入险境。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让我们先来看看山体滑坡灾害的巨大危害,以发生时间为序,19 世纪的瑞士(1806,致死 457 人),20 世纪的加拿大(1903,致死 70 人)、塔吉克斯坦(1911,致死 54 人;1949,7200 人)、印度尼西亚(1919,致死 5110 人;2004,致死 32 人)、中国(1920,致死 10 万人;1933,致死 3100 人;2009,致死 439-600 人;2010,致死 1287 人)、墨西哥(1920,致死 600-870 人)、哈萨克斯坦(1921,致死约 500 人)、意大利(1921,致死约 100 人;1963, 致死约 2000 人;1987,致死 29 人)、美国(1925,致死 6 人;1964,致死 106 人;1969,致死 150 人;1980,致死 57 人;2005,致死 10 人)、日本(1938, 致死约 1000 人;1953,致死 1382 人;1958,致死 1094人;1959,致死 159 人; 1968,致死 104 人;1972,致死 64 人)、秘鲁(1941,致死 4000-6000 人;1962, 致死 4000-5000 人;1970,致死 22000 人;1971,致死约 400-600 人;1974,4501人)、西班牙(1945,致死 15 人)、印度(1948,致死 500 人;2001,致死 40 人)、哥伦比亚(1954,超过致死 300 人)、智利(1965,超过 200 人)、英国(1966,致死 144 人)、巴西(1967,致死 230 人)、瑞典(1977,致死 4 人)、波多黎各(1985, 致死 129 人)、哥伦比亚(1985,致死 23000 人)、澳大利亚(1997,致死 18 人)、 委内瑞拉(1999,致死约 3 万人)、菲律宾(2006,致死 1126 人)、孟加拉(2007,致死 123 人)、埃及(2008,致死 119 人)、巴基斯坦(2010,致死 20 人)、乌干达(2010,致死 100-300 人),无论穷国富国、弱国强国、小国大国,在自然得不到驯服之地,都无法避免生命的巨大损失。


上世纪末,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告诫说,一些旨在改善人类境况的社会工程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是简单化、标准化的极端现代化(high modernization)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忽视地方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知识,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和巴西的巴西利亚建设都是这种失败个案。


在整个社会已经被国家权力彻底重塑的现代美国,呼吁落后国家警惕国家权力滥用,防止社会工程的破坏作用,除了学术上的睿智,总有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意味。而且,只关注失败个案为什么失败,不关心到底有没有成功的社会工程,以及,如果有,这些社会工程为什么能够成功,终究也只是对权力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另一种过度解释。为了恢复政治与社会发展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将尝试描述香港现代治理史上一系列改善人类境况社会工程的成功个案。我们的故事,从香港政府为什么将没有生命的斜坡纳入治理范围讲起。


百年天灾


香港是个山地城市,人多地少,建筑多坐落在山坡之上,加之雨季漫长(4-9月),破坏力强大的山泥倾斜是常见的自然灾害,动辄致人伤亡,住房、交通、商业、水库备受摧残。有文字记载的山泥倾斜事故史始于1889年5月末,已有一百多年之久。1906年9月18日的飓风和山泥倾斜事件,造成3000艘渔船和670艘远洋轮船损坏或失踪,15000人死亡,占当时人口的5%,成为史上最大的天灾。1925-1927三年间,普庆坊(70多人死亡,30个家庭被活埋)、薄扶林(5名工人丧命)、长沙湾(15人死亡,120座建筑倒塌)三次事故,夺去90人性命。


自1950年代开始,香港人口每十年增长一百万,居住在山边、山坡、山腰寮屋(贫民窟的香港说法)的贫民激增,结构脆弱的寮屋极易受山泥倾斜影响,人命和财产损失越来越大。1966年6月12日,山顶区交通要道被毁,64人死亡,48人失踪,6000人受灾。1968年6月13日,筲箕湾马山村山泥倾斜事故致17人死亡,20岁母亲魏周玉颜和4个月大的儿子奇迹生还。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72年6月18日的惨剧,在现代香港天灾史上占据单独的一章。中午12时45分,天降瓢泼大雨,贫民区九龙秀茂坪一道40米高的填土山坡倒塌下滑,78间木屋被毁,71人顷刻被活埋。抵达现场的警察、消防员和民事安全服务队员们,发现很多人就被活埋在自己脚下泥石堆成的小山丘里。一名民安队员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挖开一座屋顶,看到老人、孩子、男人和紧抱婴儿的女人都倒在瓦砾中,“我将他们的尸体拖出来时,不禁失声痛哭。事后不久,我离开了民安队,因为我受不了更多类似的悲剧。”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天灾面前受难的不仅仅是穷人。仅仅四小时后,港岛富人区半山宝珊道一处临时挖掘工地发生斜坡崩塌事故,山泥倾泻冲垮了一栋12层住宅楼,67人瞬间消逝,30名正在旺记冰室吃早餐的工人不行罹难,刚刚做了绝育手术的郑女士四子一女也被山泥夺取性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生命安全没有纳入治理范畴的时候,在社会生活没有被政府有效干预、深入渗透的地方,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个人都如此弱小不堪,在疯狂肆虐的天灾面前,往往只能死生由命。


短短一天之内,一百三十八人丧命,这场惨剧的结局,很像今天各国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港督麦理浩由政务专员陪同视察现场,听取民政司汇报;港英政府消防处、医疗救援处、民众安全服务处、警察、驻港英军迅速搜救生还者,几千名灾民寄居在临时安置区,社会各界踊跃捐资赈灾,政府还成立了六一八山泥倾泻事件三人调查委员会(杨铁梁法官任主席,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Sean Machay和建筑师甘铭协助),事后调查整个惨剧的前因后果。这次山泥倾斜灾难,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1976的香港电影《泥孩子》即以此为素材。[1]


考虑到香港70%的土地为山地,房屋多数建于20-50度的自然山坡,风雨灾害多发而且破坏力极强,上述临时应急处置绝非长治久安之计,生命安全究竟只是任其自生自灭的社会问题,还是需要常规化、制度化的政府干预,这个问题却并未在香港社会达成共识,调查结论也只是就事论事,只谈技术标准、自然因果,不谈制度变革与政府职责。


结果,死生由命、孤立无援状态的最大受害者仍然是贫苦大众,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寮屋贫民,他们与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居无定所的渔民一样,饱受风雨肆虐,与富人相比,他们的生命安全更得不到保障。从1925至1972年6月18日,近五十年间山泥倾泻造成约500人死亡,95%以上是住在贫民窟的穷人,他们可能更关心谁才能为之驯服那无端多人性命的自然,个人、社会还是政府?


谁来驯服自然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惨剧之后才有了答案。1976年8月25日上午9时,秀茂坪再次发生斜坡事故,距离上次山泥倾泻仅200米的一处填土坡突然倒掉,山下民居和商铺(一间冰室、一间杂货店、一间铁器公司)遭泥沙冲刷,18人烟消云散,24人受伤,3121人成为灾民。四年间一百五十六人丢了性命,而且悲剧两次降临在同一个地方,终于迫使港英统治者开始思考是否需要由政府来驯服自然,是否需要启动斜坡巩固的社会工程。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业人士与政府官员一道成为自然的驯服者,并最终催生了专门政府机构的设立。六位岩土专家[2]受命协助工务局顾问Binnie组成委员会,调查秀茂坪惨剧。经过现场考察,委员会建议香港政府设立山边发展和管制斜坡设计的专门规管机构,确保所有新建斜坡符合最高安全标准,统一规管、领导、指引和预防全港的山泥倾斜工作,从全局和整体上解决山泥倾泻问题。建议获得采纳,专责斜坡监管的土力工程处于1977年2月宣告成立,工务局首席政府工程师柯乐勤(Bryan O' Rorke)临危受命。防止山泥倾泻事故、照看个体生命安全,正式成为香港政府的一项职责。


安全是土力工程处的首要议题,也使之成为规模宏大的政府机构,下设4个科:防止山泥倾泻科、港岛科、九龙及新界科、规划及标准科四个科,11个部:三个防止山泥倾泻部、三个地区部(港岛部、九龙及新界西部、九龙及新界东部)、斜坡安全部、土力工程项目部、矿务部、规划部、标准及测试部,聘请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担任政府长短期顾问,全面负责地质调查和山体安全状况评估,编制斜坡记录手册、斜坡信息系统和承造商名录,制定岩土安全标准,筛选防止山泥倾斜工程计划,组建斜坡安全技术审核委员会,监理工程施工,提供社区、媒体与公众咨询与教育服务。


一旦个人的生命安全正式纳入政府治理的当然范畴,看似机械的斜坡安全公共工程也就成为拯救生命的必要行动。三十多年来,土力工程处建立了一套全面统一的斜坡安全系统,从基本制度建设角度防范斜坡事故的发生,大致反映了政府如何驯服自然,照看生命安全。


如何驯服自然

建立斜坡身份证


面对位置和时间都无法预知的山泥倾泻,土力工程处将确定每个斜坡的身份作为第一要务。斜坡被分为两类:人造斜坡和天然斜坡,前者是三十多年来土力工程处的首要关切。1977-78年,土力工程处开始逐一登记每个有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切削斜坡、填土斜坡、挡土墙和砌石墙,内容包括样貌、位置图、背景数据、勘察记录及研究结果,随后统一编码,统一分配登记号码。1982年,土力工程处设立香港地质调查组,全面调查24类有特色的地质资料[3],斜坡的身份有了重要的补充。


1994年7月至1998年9月,土力工程处又耗资1.1亿港币,聘用60多名专业及技术人员,使用航拍照片解析技术和地形图,系统鉴定、登记斜坡,编制了1994-98斜坡记录册。港岛、九龙主要市区和新界新市镇斜坡优先登记,乡村、离岛和新界随后进行,还对马己仙峡道和西沙路两地的约400个斜坡进行试验,确定由谁来承担维修责任。


为了确保斜坡记录册数据尽可能全面,土力工程处又调派专业技术人员,处理各政府斜坡维修部门和私人机构岩土专业人士所提供的更新数据。政府公务员及其顾问在勘察斜坡、调查山泥倾泻时,采取各种措施找出有关斜坡,复查最新地形图,将可予登记而未登记的斜坡比例减至最低。截至2003年11月,最终形成了收录约57000个人造斜坡资料的2003年全面斜坡记录册,包括1977前建成、大部分不符合现行安全标准的约39000幅斜坡,1977年以后根据当时安全标准和审核规定设计和建造的约18000幅斜坡。以业权论,约39000幅为政府斜坡,约18000幅为私人斜坡,后者中约5500幅属于混合业权,由私人业主及政府共同负责维修。


除了统一编号,2003年斜坡记录册的内容包括每个斜坡所处的楼宇名称、屋苑名称、街道名称、地段编号、牌照编号、租约编号和安全维修状况,还有人造斜坡山泥倾泻纪录、天然山坡山泥倾泻记录、岩土勘探(包括地球物理测量)报告、土壤和岩石实验室试验报告、测压监察数据以及已巩固或即将纳入巩固工程计划的政府斜坡位置图。


2003年斜坡记录册同时也是一套斜坡地理信息系统,人们可以快速搜寻和分析斜坡及其附近地形的数据。这份斜坡记录册还是维修责任记录册,地政总署耗资7360万港币,聘请专业测量顾问公司,于1999年12月编制完成“系统鉴辨全港斜坡维修责任”记录册,基于“业权人负责维修”和“受益人负责维修”原则,分配政府部门和私人业主维修责任,普通市民、个别业主、业主社团、互助委员会、大厦管理公司、从事斜坡安全工作的工程界人士以及负责维修斜坡的政府部门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这份记录册。其修订工作由负责维修斜坡的各政府部门[4](参见图1)和香港工程师学会组成专门小组,广泛咨询专业团体、物业管理公司、地产发展商、顾问工程师、承建商、学者及其他政府部门意见。


图1香港斜坡安全维护分工(单位:个)

资料来源:香港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处,2007


天然斜坡也从1994年起开始有了自己的身份。土力工程处根据1924-2006年间的航拍照片,鉴定大多发生在偏远地区的约105000宗天然斜坡山泥倾泻,编制了“天然山坡山泥倾泻增订目录”。根据“知危而行”原则,系统研究和制定实际可行的风险减缓措施,比如设置泥石栏和防护屏障等等。为了保障人的安全,斜坡这种没有生命的自然物首次成为治理的对象,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斜坡的物理特征、社会特征有了详细记录。


从传统分类到风险评估


判断斜坡的稳定程度,确定巩固斜坡的先后次序,是防止山泥倾泻事故的关键。三十年来,土力工程处判断斜坡稳定性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1977-1992年的传统工程法和1993年至今的风险评估法。传统工程法通过已知资料分析、详细勘察现场和岩土安全评估,调查斜坡的稳定性,找出对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危险的斜坡,为斜坡建立分类次序和目测结果,1977-78年斜坡记录册就是这种依赖专业人士个人经验的传统工程法的产物。


1993年起,土力工程处开始适用风险评估法,系统分析导致山泥倾泻危险及其后果严重程度的各项影响因素,量化风险次序,评估斜坡安全系统的成效,判断公众是否可以承受这些风险,以及当风险过高时,如何平衡成本与效益,从多项风险减缓措施中,选择适当管制措施来降低风险。风险评估用途广泛,可以通过对各种不幸事件的频率估计,判断事故的个人风险(个人死亡)、社会风险(多人死亡)和经济风险(财务损毁、封闭交通要道等);可以深入了解导致危险事故的每个主要因素,找出减轻风险的最佳方法;还可以评估各项消减风险措施的成本效益,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减低不同危险事故的风险。


香港政府借鉴了香港企业组织用于评估石油化工工业设施风险的原则,以及1974年英国卫生与职业安全法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风险评估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利益与风险平衡原则,将风险分为三类:不可接受的高风险、合理可行的最低限度风险以及可接受不必采取预防措施的低风险,并决定在合理可行的最低限度区,组织动员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滑坡指数和自动雨量计算网,发布山泥倾斜警报,制定建筑署、屋宇署、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处)、渠务署、机电工程署、路政署、警察署和消防处共同参与的危机处理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减轻风险。


调查研究、鉴往知来


风险评估将山泥倾泻的各项基本问题予以量化分析,判断危害原因、坍塌频率、坍塌后果;确定山泥倾斜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以及如何处理山泥倾斜风险。社会知识是否全面,比如是否掌握坍塌事件的历史统计、山泥倾泻过程及后果和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尤其是特大暴雨、严重地震、大型天然山坡的山泥倾泻等概率低但后果严重的事故数据,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的成效。


因此,土力工程处尝试研究过去的山泥崩塌事故经验,改善斜坡稳定性的评估程序,包括初步研究、系统研究与个别研究三类。初步研究是对1977年前的35000个旧斜坡进行现场考察,评估崩塌后果,判断是否须采取预防措施。系统研究旨在评估现存斜坡的历史、背景资料、航拍特征、实地观察、稳定性评估以及是否需要地质勘探,决定是否进行巩固工程。特别研究是指对某个地区、某种类型的斜坡进行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巩固工程,或者设立安全指引。[5]


土力工程处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系统研究,搜集本港的降雨量和山泥倾泻数据,进行年度评估。同时,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选取部分山泥倾泻事件详细研究。土力工程处从2890个记录中选取720宗事件进行勘察,详细研究约190个山泥倾泻事件,深入研究6个山泥倾泻事件。[6]自1997年起,每年对所有山泥倾泻事件进行诊断式检讨,整理山泥倾泻数据,更新“斜坡信息系统”中的山泥倾泻数据库。自2000年起,山泥倾泻勘测研究成为防止山泥倾斜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斜坡稳定性的评估程序得到改善。自2007年,土力工程处检讨已用泥钉巩固的斜坡上所发生的山泥倾泻,并提出改良建议。


山泥倾泻研究所提供的丰富事实,支撑着斜坡纳入筛选程序,支撑着死因研究、财务纠纷和法律行动,支撑着政府斜坡安全系统的成效分析以及对倾泻成因与过程的理解,还改良了《斜坡维修指南》、《土力工程处紧急事故手册》、《土力工程处技术指引》、《公路斜坡指南》等技术与安全体系。


筛选纳入、优先排序


“筛选纳入程序”,也就是选取最值得详细研究并进行巩固工程的政府和私人斜坡的程序,影响着香港政府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成效。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处前,天然斜坡和人造斜坡都不在政府监管之列,稳定程度自然也不受重视。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处后,土力工程处选出多组1977年前的旧斜坡,根据风险排列系统的优先次序进行研究,登记并分别处理不符合当时标准的公共斜坡和私人斜坡。1999年,为了让防止计划更符合公众对斜坡安全的社会期望,土力工程处调整了纳入程序的运作流程,包括改良选取人造斜坡的综合排列系统,加快审批顾问合约,改善斜坡数据的管理和更新,以“地段”为单位处理私人斜坡工程,以“就近地区”原则处理政府斜坡,大大改善了“筛选纳入程序”的效果。


持续三十年的社会工程


自1977年至今,为了将山泥倾泻风险控制在合理可行的底限度内,香港57000个斜坡在四个防止计划下得到系统维护,即1977-94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1995-2000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五年计划、2000-2010年长期防止山泥倾泻十年计划以及2010年开始执行的“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的。防止山泥倾泻的社会工程,与合乎成本效益的专业服务、向私人业主发出危险斜坡修葺令、实施寮屋清拆计划、优先处理学校附近斜坡以及紧急事故应急机制相结合,成为持续三十年至今从未停止的长期社会工程。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了达到公众对政府服务和技术水平的合理期望,土力工程处建立了一套符合国际质量认证标准的综合管理系统,将质量和环保因素纳入防止计划,包括斜坡的筛选、勘测、设计、合约管理、工程管理及建造等,向公众提供合乎成本效益的专业服务。这套综合管理系统定期接受认证机构的外部审核与内部审核,确保符合法律,评估安全措施是否到位[7],以及工程关键阶段的工地运作和质量控制程序。除了公共斜坡,土力工程处还履行监管私人斜坡的法定职能,有权在进行安全状况认证后,根据《建筑物条例》向私人业主发出危险斜坡修葺令。


在百年山泥倾泻历史中,居住在寮屋区的贫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降低山泥倾泻威胁、减少死亡人数的最佳方法,不是加固影响寮屋安全的斜坡,而是通过寮屋区安全清拆计划,将寮屋居民迁移安置到安全地带。[8]整个计划由四个部门执行:土力工程处工程师进行岩土工程研究和现场考察,根据风险评估确定需要清拆的寮屋,发出清拆建议;如果危险明显而且紧迫,政府有权立即撤离受影响的寮屋居民,并永久清拆寮屋。房屋署和地政总署根据非发展性清拆计划执行清拆和安置;屋宇署处理私人地段的寮屋事宜。


自1984-85财政年度开始,香港政府开始执行港岛和九龙市区寮屋区的非发展性清拆计划,1998年扩展至新界寮屋区。截至1992年,根据土力工程处的清拆建议,共搬迁安置64200名寮屋居民,其中58000人来自港岛和九龙市区,寮屋区山泥倾泻致死人数从1980年代的27人,降至1990年代的2人。自1992年以来,土力工程处建议迁置约21000名寮屋居民。截至2005年12月,约10100人选择留居原处,而香港政府则继续努力呼吁他们考虑自身安全,尽快接纳安置建议。


影响学校建筑物的人造斜坡在优先处理之列。土力工程处建立了影响学校的人造斜坡数据库,根据不时更新政府斜坡记录册数据,筛选需要处理的斜坡。根据风险分级制度,建于土力工程处成立前的旧斜坡优先纳入,对学校周边的私人斜坡优先筛选,对政府斜坡优先评估稳定性,优先排列巩固次序。这批斜坡得到优先处理后,再根据新安全标准核查是否需要进一步巩固。1995-2000年的加速计划处理了影响学校的592幅人造斜坡,另有364幅斜坡纳入2000-2010年十年计划。



2香港斜坡安全认证体系的成效(1949—2007

资料来源:香港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处,2007


行之有效的斜坡安全认定系统,让土力工程处有了驯服自然的能力,使之有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固斜坡、预防天灾而非一时一地的事后救援上,使社会工程的成功有了可能,大大减少了斜坡崩塌事故及其灾害后果,斜坡事故水平降低了一大半,死亡人数大大减少(参见图2)。


几点启示


将应对自然灾害对人的生命威胁视为政府职责,将认证作为治理技术,由此所建构的一整套认证政治体系,大大提高了香港斜坡的安全水平,领先于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1995年以后香港就没有再发生过多人死亡的斜坡安全事故,成为香港政府公共建设的鲜明典范。200867日,香港遭遇11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根据风险评估体系估算,滑坡指数达12.3级,4小时内雨量达380毫米,引发数百宗山泥倾斜,其中很多都位于发展区。然而,这一次,香港安然无恙,几十年前一天之内毙命百人的悲剧,终于成为历史。


香港政府斜坡治理的故事,让我们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安全是一种公共产品,面对斜坡这样的无生命自然物,市场不会自动供给安全,社会也无法自生安全机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政府的责任不仅是维护法律与秩序,避免人为的暴死,更要驯服自然,避免自然的暴死。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必须驯服自然,而自然的驯服者,不是个人,也不是社会,只能是政府。安全不仅是内部人的安全,也是外部人的安全;不仅是核心区的安全,也是边缘区的安全。


其次,政治决断固然是从不重视转变到有意愿干预重大社会经济事务的关键,但从有意愿规管到具体如何有效规管,从紧急救援的非常态临时回应到防患于未然的常态制度化良治,中间还有个看上去很不显眼但意义极为丰富的认证过程。香港的斜坡安全体系是个持续三十年的预防山泥倾泻社会工程,预防工程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山泥倾泻的可预见程度,后者离不开斜坡的名称、位置、数量、地质、历史等全面事实,离不开筛选纳入、优先排序、风险评估、安全标准等统一规范。认证体系在事实与规范两个层面的有效程度,直接影响防止山泥倾泻社会工程的实效。


再次,可以说,有效的认证体系,是社会工程成功的必要条件。除了斜坡事故之类公共安全事务,认证体系的作用还体现在其他政府规管领域,存在于其他政策领域,这不仅仅是香港特区政府的独特现象,也是很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很多东南亚山地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像香港政府和发达国家这样有效规管社会经济事务,甚至也无法有效发挥汲取能力,无法建立满足社会正义需求的福利体系。


有认证还是无认证,对于政府治理水平的指标意义越来越大,作为一种的治理术,认证这种新的治理术,赋予我们新的视角,去理解某些旨在改善人类境况的社会工程的成效,理解现代政府如何发现社会的需要、期望和取向,理解城市乃至国家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2年第7期,此次发布稍有增补。


注释: 


[1]除《泥孩子》以外,1950年代初至今,以社会关怀为主题的香港电影代表作还有:《细路祥》(劳资关系,1950)、《楼下闩水喉》(水荒,1954)、《应召女郎》(娼妓,1973)、《ICAC:查案记》(贪污,1977)、《边缘人》(社会治安,1981)、《香港香港:苍生》(下层生活,1983)、《庙街皇后》(性工作者,1990)、《笼民》(迁徙安置,1992)和《天水围的日与夜》(安置区下层生活,2008)。

[2]他们是来自英国伦敦帝国大学的John Knill教授,澳大利亚联合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的BrainRichards博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Nobert Morgenstern教授,巴西圣保罗大学的Victorde Mello,以及香港大学的Sean Machay教授和Peter Lumb教授。

[3]沉积岩、变质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风化作用、第四纪河流阶地和铁矿山等。

[4]地政总署14600幅、路政署9600幅、水务署6000幅、建筑署5600幅、房屋署1850幅、渔农自然护理署900幅、渠务署450幅。

[5]包括1979-81年半山区沿途研究和北角岩石坡研究、1984-90年九广铁路沿线斜坡研究、1984年引水道沿线斜坡研究、1995-98年学校周边斜坡研究(2006完成不合格斜坡巩固工程)、1998-2002年全港孤石下坠风险量化研究、1998年天然山坡山泥倾泻及孤石下坠风险评估研究(发布临时指引)、2000年天然山坡山泥倾斜研究(编制了天然山坡山泥倾泻数据库及公布评估天然山坡的指引)、2000年至今的天然山坡灾害研究、2001年至今的天然山坡灾害防护措施研究、2007年应用生物工程措施修复天然山坡山泥倾泻残痕研究等等。

[6]包括1994723日观龙楼山泥倾泻事件、199764日和72日九华径及万佛寺山泥倾泻事件、199783日呈翔道山泥倾泻事件、1999823日深井新村泥石流事件、1999825日石硖尾山泥倾泻事件、2005820日芙蓉山村山泥倾泻事件。以及,199258日碧瑶湾和坚尼地道山泥倾泻事件、1993616日象山邨山泥倾泻事件、1994723日观龙楼山泥倾泻事件、199487日青山道山泥倾泻事件以及1995813日翡翠道和深湾道山泥倾泻事件。

[7]工程整体意外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远低于政府最高指标,最高意外率为每1000000.75次。

[8]在香港,寮屋居民是个法定认证概念,是指房屋署在19821984-85年所登记居住在暂准寮屋的居民,记录每间房屋的面积、楼层和居住人口等资料,未经登记在案、自行扩建房屋的,丧失申请租住公共住房的资格,得不到政府清拆计划的政策照顾。


阅读书目: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  Seeing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Have Failed James C. Sco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香港政府雨灾调查委员会:《一九七二年雨灾调查委员会最后报告书》,香港印务局,1972

《山崩土淹话今昔--香港山泥倾泻百年史》,土木工程拓展署,香港特别行政区,2005

Thirty years of slope safetyprac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t. 2007.

City Future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Edgar Pieterse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Cape Town: UCT Press 2008.


编辑:马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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