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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家族谢幕,古巴继续转轨之路

04-19 19:11 首页 三联生活周刊

距离2016年11月25日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不到一年半,2018年春天,古巴以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事件开启了新的转轨进程。2月1日,菲德尔的长子、受抑郁症困扰多年的前古巴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卡斯特罗·迪亚斯-巴拉特在哈瓦那开枪自杀。4月18日,新当选的第9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务委员会,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副总理)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他58岁生日前一天,成为了新一届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统),同时兼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

自2008年起接替兄长菲德尔监护国家的老一辈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从今天(4月19日)开始,正式卸除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两项要职。不过作为唯一执政党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还将继续完成目前的党首任期(在2016年古共“七大”上当选,为期5年),直至2021年按预定计划退休。

劳尔·卡斯特罗

与个性张扬,已经被大胡子、雪茄烟等个人符号塑造为流行文化偶像的兄长菲德尔相比,长着一张亚洲人面孔(因此获得一个绰号“中国人”)的劳尔·卡斯特罗尽管同样具有第一代革命领袖的身份,并且从1959年开始就出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相当于国防部长),但其个人特质一直被隐藏在菲德尔耀眼的光环背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菲德尔发起的经济“跃进”运动失败之后,劳尔才更多地介入到治国理政当中。在当时,两兄弟在继续背靠经互会援助、向拉美和非洲输出革命(例如介入安哥拉内战)一事上分歧不大;不过和菲德尔的革命浪漫主义相比,劳尔的政策路线更加趋于务实。苏东剧变之后,正是他敦促菲德尔提出了“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这一概念,将旅游业和跨境医疗、制药设定为古巴摆脱经济困境的主要出路。劳尔也是最早倡导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古巴高级党政领导人,曾多次来华访问考察,并重视利用市场的作用。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与劳尔·卡斯特罗(右)

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正式接替病重的兄长出任古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三年后又兼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在他的推动下,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六大”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正式将“解决经济问题”设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中心,就此开启了全面改革进程。《纲领》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政策调整方向:一是以市场取向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补充,推进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国家承认和鼓励合资企业、小农、土地承包与租赁、个体劳动等形式,并为其提供贷款。二是开放外国资本的市场准入,从欧美和亚洲寻求投资者。作为试点工程,政府还批准了300个以中国经验为蓝本的“去国有化”改革项目。

改革进程启动之后,古巴政府取消了对私人购买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如DVD播放机、个人电脑、电饭煲和微波炉)的限制,古巴公民获准自由使用移动电话和出国旅行。2014年9月,政府在涉外旅游业第一次尝试了大规模“去国有化”政策,超过9000家国营餐厅和宾馆被出售给私人业主。受这些措施刺激,2010年前后古巴GDP增长率一度超过4%。另外,劳尔还积极寻求与佛罗里达海峡对岸的宿敌美国改善关系。2015年7月20日,在断交54年之后,古美两国政府正式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当年8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亲赴哈瓦那,主持重启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2016年,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在联合国大会就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的提案进行表决时,罕见地投出了弃权票(此前美方每年皆投下反对票)。


2015年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主持重启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

作为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制的反对者,劳尔·卡斯特罗在2013年再度当选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即明确表态不会在5年后寻求连任,并着手安排权力交接。2016年古共“七大”上,增选入政治局的5名新委员(12名资深委员获得留任)和55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年龄均未超过60岁,标志着领导层的代际更替进展顺利。而由于劳尔本人曾长期工作于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后演变为古巴共青团),并视这一团体为培养新生代干部的重要渠道,故新一代古巴党政领导人多具有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经历。曾任古巴共青团第一书记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获得重用,便有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内。在此之前,绰号“改革沙皇”的经济与计划部长马里诺·穆里略曾被视为最有竞争力的接班候选人,但因为穆里略之女在2012年叛逃美国,且他在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几次出现摇摆,最终于2016年退居二线。而迪亚斯-卡内尔被认为具有双重优势:他在经济路线上与劳尔立场一致,在政治上则明确表态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模式,因此最终通过考验,顺利接班。

然而在苏东国家权力更替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家族影响,在古巴亦有其镜像。劳尔·卡斯特罗的独生子亚利杭德罗·卡斯特罗·埃斯平上校长期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政府持激烈批评态度。他和掌管军队经济部门的路易斯·阿尔贝托·罗德里格斯上校(曾与劳尔的长女德博拉·卡斯特罗结婚,现已离异)代表了古巴国防系统中的传统力量;能否取得军队的全力支持,对迪亚斯-卡内尔将是一项考验。尤其考虑到现任美国总统是对古巴并不抱好感的特朗普,对古美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派别在古巴国内影响力依然巨大。

但历史的流向毕竟不可能倒退。68岁的“小菲德尔”卡斯特罗·迪亚斯-巴拉特的弃世,已经象征着“告别革命”时代的来临。这位和父亲一样蓄着大胡子的核物理学家曾受命主持古巴第一座核反应堆的建设,但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了个人事业和精神世界的双重迷茫。他曾竭尽所能希望赢得父亲的认可,却始终未能如愿,最终在重度抑郁症的困扰下选择了自戕,不必再背负姓氏带来的压力。在21世纪的古巴,不会再有第二个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不会有第二个劳尔·卡斯特罗了。

2015年美国和古巴实现外交破冰之际,《三联生活周刊》对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菲德尔·卡斯特罗: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一书作者程映虹做了专访。现将该访谈内容重编后再度推出。专访全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40期。


 革命与“冷战” 

《三联生活周刊》:1959年,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等人领导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从那时起至今,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存在了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不仅在风云际会的“冷战”年代异常活跃,也是极少数未因苏东剧变而“变色”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一。您是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及其遗产的?

程映虹:古巴革命爆发之前,巴蒂斯塔政权大体奉行军事独裁路线,通过操纵选举和压制议会实施个人独裁。卡斯特罗等人为了推翻这个政权,打出了“恢复宪政、恢复民主”的旗号,在当时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护。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古巴建立起了全世界少有的全民教育(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覆盖机制,这一成绩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可。


年轻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

不仅如此,古巴革命开创的若干新模式,其意义不仅限于一国,而且深刻影响到了一系列后发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例如,1960年组建的“保卫革命委员会”(CDR)试图以官方背景的群众组织取代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充当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纽带,这在日后被一些非洲国家所效仿。古巴军事顾问和军队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非洲一些重大的军事冲突,为该地区若干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古巴一直是反美态度最坚决、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国家,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到了后“冷战”时代,在国际性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当中,古巴依然能发出很强的声音,受到各国左派的推崇。

但应该看到,革命之后的古巴并未恢复到其领导人当初所倡导的宪政和民主状态,而是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集权制度,公民的自由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古巴国内始终不乏卡斯特罗的反对者。1953年革命爆发时,古巴的总人口是583万,今天大约是1100余万,但在革命胜利后的50多年间足足有100多万人逃亡到美国,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直到今天,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

另外,社会主义革命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善古巴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古巴经济虽然已经呈现出依赖单一经济作物(蔗糖)、受国际市场影响严重的基本面貌,但炼油、通信等新兴产业也有了蓬勃发展。卡斯特罗等革命者试图以激进手段克服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改变过去的殖民地经济特征,结果只是使古巴由依赖资本主义市场变为依赖苏联的经互会体制,原有的技术优势反而基本丧失。到今天,古巴经济依赖单一作物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牛奶、鸡蛋、面粉等农产品和日用品的供应反而面临长期困难,其全民医疗体制也为缺医少药的状况所困扰。今天的古巴差不多是靠外资和旅游业的收入来维持日常经济运转,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是单用“美国制裁影响”就能解释的。

《三联生活周刊》: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逐步将“门罗主义”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运作,从安全、政治、经济各领域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包括成功地颠覆过智利、格林纳达等国的亲共产主义政权。但与佛罗里达州仅一水之隔的古巴却避免了类似的命运,并在后冷战时代大体维持了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您认为个中原因何在?

程映虹:有必要修正一种偏见,即认为革命后的古巴始终处在彻底的孤立和封锁之下。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只有美国长期对哈瓦那保持强硬态度。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一直都和古巴保持着贸易乃至外交关系;尽管这种交往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对哈瓦那的处境依然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

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苏联—东欧阵营,加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一些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它们或者是古巴的盟友、或者与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换言之,古美关系的对立反而为哈瓦那赢得了来自东方阵营的“输血”。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至今仍是古巴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在拉丁美洲,古巴在60年代一度鼓吹输出革命、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但当卡斯特罗在70年代初宣布放弃这一政策之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和古巴恢复了关系,重新建立起贸易往来。委内瑞拉等国一度视古巴为反对美国的地区领袖,给予其大力支持,这都是支撑古巴政权维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古巴版“改革开放”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在那之后,古巴开启了一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您是如何看待这场改革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个人作用?

程映虹:与兄长菲德尔相比,劳尔的政治态度相对要灵活一些,甚至被认为是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主张改革的人士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和倡导激进路线的切·格瓦拉在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刺激和市场调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90年代后半期,劳尔曾在自己领导的军队后勤部门中发起经济改革,鼓励军队发展商品生产。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叫邵黄的华裔将军,是跟随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的老战士,自60年代起负责后备役部队和军事后勤。在劳尔的授意下,邵黄开始在蔬菜生产中实行与中国类似的承包制度和按劳分配模式,使菜农有了积极性。一些人的收入甚至高于政府部长的工资,结果被当时的报纸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劳尔出面说:这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1997年第一次访华时,劳尔认真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件,据说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读了6遍。他到访了许多经济改革比较有成效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每天晚上都在驻地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总结白天参观的心得,还和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相谈甚欢。结束这次中国之行后,劳尔曾邀请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前往古巴,介绍经济改革经验,尤其是如何吸取海外侨民的资本和技术,古巴领导人基本上都出席了讲座和讨论。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不完全赞同,但没有他的默许,改革措施不可能推进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与经济领域的变革相伴随,2008年以来,古巴也开始寻求与欧盟各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2015年7月1日,华盛顿和哈瓦那正式宣布恢复断绝已有54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在您看来,美古关系“解冻”的主要原因何在?

程映虹: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制裁和封锁,基本出发点是希望卡斯特罗政权因不堪重负而崩溃;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但没能达成所欲的效果,反而使卡斯特罗获得了强化社会控制、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外部理由。在“冷战”已然结束的大背景下,古巴作为苏联在加勒比海军事前哨的功能不复存在,它在安全方面对美国已不再构成重大威胁,调整对古外交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劳尔·卡斯特罗全面主政也成为美古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与其兄菲德尔相比,劳尔身上的改革色彩更为鲜明;在对内加速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他本人迫切希望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能够回国投资,以拉动国内经济。因此,哈瓦那本身也乐见对美关系的松动。这样一来,双方在大方向上就形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枝节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外部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对古巴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起到正面影响?您认为这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否具有可比性?

程映虹:古共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颇感兴趣。古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以及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曾访问过中国,许多人非常希望参考中国的实践来改善古巴的经济处境,因此在国际古巴研究界素有“中国经验”这一提法。

单从引进外资、开放市场等举措看,古巴的经济改革与中国改革的确不无类似之处。但迄今为止,改革进程的政治色彩依然过于浓厚,对经济规律的尊重还不够。例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曾公开表示“决不放弃计划经济”,还要求实行承包制的蔬菜和水果种植业无偿拿出一部分产品送给幼儿园和敬老院,试图像过去的人民公社那样搞“一平二调”。改革派的政策同样不无可商榷之处:在私营经济长期萎靡、缺少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就草率地决定在机关和国营企业实施大规模裁员,试图以“大跃进”的方式实现经济振兴,这当然是一种冒险。2011年雄心勃勃的“50万大裁员”计划就是因此不了了之的。

古美关系解冻之后,哈瓦那当局对吸收美国外资寄予厚望,但倘若依然是以政府来主导一切、而不是激发出市场本身的活力,那么改革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卡斯特罗:传奇落幕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8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离任古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2011年又宣布彻底退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您是如何评价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的?

程映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领导了古巴大众反对军事独裁的民族民主革命,随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之久。他的一生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潮流,都属于20世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发展和转折。他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力超出了古巴的国界。进入21世纪之后,卡斯特罗依然在作为国际左派的精神领袖发挥象征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人物。我想在今后的世界历史上,他将成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象征人物。

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的革命同样也没能摆脱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曲折命运。始于理想主义的冒险,终于经济发展停滞和物资短缺,这是相当重大的教训。具有优良地理条件和丰富农牧渔资源的古巴,竟然无法供应民众日常的生活所需,这绝不是一句“美国制裁”就可以解释的,值得后来者检讨和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接班人和现任古巴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也已经年过八旬。他在2013年宣布:到2018年第二个任期届满后,不会寻求继续连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您看来,后卡斯特罗兄弟时代的古巴可能往何处去?

程映虹:从“政治强人”菲德尔到“改革先锋”劳尔,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古巴迈向市场化和对国际开放的总体趋势。劳尔剩余的执政时间可以说屈指可数,很快,新一代古巴领导人将会接管政权,他们很难阻挡已经兴起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潮流。另外,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基本上是倾向于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在卡斯特罗兄弟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对古巴国内形势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这是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具备的要素。

几年前我启程前往古巴访问时,曾在迈阿密机场看到回国探亲的美籍古巴裔移民排着长长的队伍,背着大包小包,装满从糖果到家电的大小商品准备重归故里。他们为托运这些商品支付的手续费远远超过了机票的价格。而在哈瓦那国际机场简陋的接机口,又能看到黑压压的古巴人翘首期待亲友的归来,几乎把出口完全堵住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古巴开放了,恐怕谁也挡不住这个巨大的潮流,就像当初东德人冲破柏林墙一样。终有一天,1953年革命最初的目标将会回归到古巴的政治生活中,至少将再度成为重要的舆论导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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