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猿

许知远:作为方法的日本

撰文: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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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


这是1897年末,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过两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意外地大败于日本,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并付出了两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场战争最终将中国从昏睡中叫醒,她不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还可能有亡国之危险。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战争,还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烧了圆明园,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战,都未给中国带来震撼。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它们都是来自远方蛮夷的挑战。但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视作中国的附属国,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它被轻蔑地视作“倭国”。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戏剧性的是,在短暂的敌意之后,日本成为羡慕与模仿的对象。1887年写就的《日本国志》长期无人问津,此刻突然受到欢迎,几个书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人们相信这本书蕴含了日本富强之秘密。另一位维新者康有为干脆劝光绪追随明治天皇,像后者再造日本一样再造中国。当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维新者向他寻求变革中国之建议,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担任客卿,直接指导一切。


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却并未减弱。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从军事家蔡锷、蒋介石到文学人物鲁迅、陈独秀—都是其中一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将横滨变做他的知识生产中心,他在这里编辑的报刊被偷运回国内,塑造了一代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在国内,清政府参照日本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维新派官员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在这高昂的热忱背后,中国人又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启超备感叹服的《日本国志》真的能给予中国变法以参照吗?驻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无讥笑地说,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敏锐的观察者如黄遵宪,也很难洞悉日本的变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国师自居的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向光绪描述的明治维新是出于自己的臆想,还得出这样的荒唐逻辑——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变法成功,以中国这样大得多的规模,三年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维新者来说,日本令人着迷,既因它突然获得富强的能力,也因为它可能导向某种速成之路。在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学生所设的速成学校,从语言、法律到军事、政治,这些青年人想用几个月,最多几年来掌握一切。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诀,他们也同样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诀。


当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很少有人记得黄遵宪与康有为的插曲了。在中国的革命史叙事中,他们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邓小平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参观新干线时感慨:“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邓小平与20世纪初的维新者一样,他们在东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视作富强之表率一样,战后日本则被看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故事。这个日本故事没有持续多久,就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论调。日本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


但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银座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着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滞后。中国知识分子们谈论此刻日本时仍常引用《菊与刀》与《日本论》,前者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的著作,后者则来自民国时的戴季陶。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2


在翻阅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伊恩·布鲁玛


这是一本紧凑却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页的容量里,作者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全书结尾,作为主办国的日本特意设立了一项无差别组的柔道比赛,但当自己的传奇选手神永昭夫意外地输给荷兰选手后,他们接受了失败,将掌声给予了胜利者。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布鲁玛写道,他相信这标志着现代日本转型之完成,它对世人展现了一种更成熟的姿态。


倘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着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强秘密,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亚洲、欧洲与美洲都有着广泛游历,敏感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出生于荷兰这一背景或许还增加了这种理解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唯一选择。他也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起来的文化批评家,确信个人自由与普世主义,常以怀疑的姿态看待各种“文化特殊论”。


在这本小书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读到他们熟悉的命题。同样面对西方之冲击,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在作者看来,日本文化之边缘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国式自我中心的庞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轻易把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展开一场新的学习。日本也从不是集权的社会,并存的天皇与幕府给予维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更重要的段落却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或刻意忽略的东西——富强背后蕴含的黑暗。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日本从未进行完整的现代政治改革。日本尽管制定了宪法,“但立国基础不仰赖政治权利,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这个政治制度也要为日后之失败负责。天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不参加具体之决策,也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将日本拖入了二战,就像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一种对应的自由文化从未建立起来,对西方之焦灼感与威权文化的影响,都让它步履维艰。从一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也蕴含着两面性,它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着迷于对外扩张,整个国家被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着。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倡导西方文明著称,竭力推动日本获得平等地位,当听到战胜中国的消息时,他兴奋地跳起来。即使在更为开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会也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放松。


伊恩·布鲁玛明显地善于处理一个更开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细节尤其妙趣横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淇淋雪葩”,他这样描述明治人物对西方之仿效。他对于大正时代的银座则写道:“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牛奶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因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这表面对西方的羡慕与追随,总是让位于嫉恨与对抗。直到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才打破了这种循环。日本终于呈现出东京奥运会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吗?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中,昔日的财阀与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据了主宰。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本文为《创造日本:1853-1964》([荷兰] 伊恩・布鲁玛  倪韬译)导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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