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猿

付林:身陷囹圄的背后

作者 | 王子凯 方之澜 黄思南

责编 | 王子凯

排版 | 段秋旭


2004年

成立能源所


2006年4月

申报“北京市电厂余热再利用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并获批


2006年下半年

成立“环能瑞通”


2008年

将7台设备样机卖给赤峰富龙筹的经费380万


2010年8月

华清泰盟在环能瑞通的基础上成立


2011年年初

能源所和山西双良签订合作意向性合同(未执行)


2011年上半年

能源所和华清泰盟与山西双良签订技术服务总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100万


2011年4

能源所和华清泰盟完成双良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双良将600万打入华清泰盟


2014年1月

付林团队研发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新技术”获2013年度国家发明技术二等奖


自2014年起

双良先后向江苏市公安局和清华纪检举报付林挪用公款


2016年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将付林拘留


“付林案”发展过程


“付林案”关系图


2016316号清晨,北京笼罩在重度污染的空气中。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一早从家里骑车赶到能源所——一间位于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三楼的规划设计所。年初的时候,付林辞去了能源所所长的职务,但他仍会经常去那里和同事讨论自己当时正牵头研究的新技术。


和他任能源所所长12年里的日子相比,那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在办公室里见到了现任所长边兵,付林告诉边兵自己当天要去济南参加一个技术推介会,他本人要担任推介会的主讲人。和边兵短暂的闲聊之后,付林就离开了能源所。


我万万没想到,那次竟然是我这一年半以来见他的最后一面边兵说道。


就在当天,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将付林拘留,至今已达一年零七个月。

 

一个抱着金砖的孩子


1987年,19岁的付林考入山东工业大学热能动力专业。开学那天是他第一次来到济南。他并不清楚即将面对的那个城市和专业能给他的未来具体带来什么,至少此前的时光他是在农村中度过的,那里看不到先进的前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起飞,激增的经济体量也迫切需要足够的能源供给,巨大的能源需求向掀起了国内能源动力领域人才热潮。付林不觉进入了一个令别人艳羡的“热门专业”。也正是在这,付林遇到了低他两届的师弟张世钢,而张世钢日后也成为付林所创立的清华能源所的总工程师。


在张世钢眼中,付林是一个粗犷的北方汉子。科研任务繁忙的时候,他经常会拉着张世钢一起在实验室里用电炉做饭吃,吃完把饭碗一推继续做实验,任由饭菜的味道在实验室里弥漫。他对自己是不太讲究的,在实验室里看见他经常是一副邋遢的样子。干起科研来近乎‘疯’的状态,脾气有些爆,对自己和其他人要求都比较高张世钢回忆道。


1996年,付林进入清华大学热能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建筑热环境工程专家江亿。博士阶段的付林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供热供燃气通风与空气调节”。在工业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能源开发使用过程当中的节能环保问题慢慢凸显出来。付林在博士阶段的研究调研期间发现热电厂要排出大量的余热废热,如果利用起来,既能达到节能减排,又实现了循环利用,最重要的是能够替代燃煤取暖。


付林的同门师兄、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袁卫星当时和付林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在他眼中,付林“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而且经常和自己讨论学术上的问题。2004年清华博士后出站,付林也完成了自己在供暖技术上创新的理论构想——利用热泵技术回收电热厂泛汽余热,用来弥补城市集中供热中出现的热源不足问题。


博士后出站的付林为了能进一步实践自己的研究理论,以教师工作室的形式成立了能源规划设计研究所,挂靠在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该研究院是清华大学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2012年后更名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付林所在的能源所需要服从清华同衡的管理规定,定期按比例向清华同衡支付管理费。


为了加强能源所的人才储备和实力,付林四处招兵买马。他想到了刚从天津大学博士毕业的师弟张世钢。“我当时没有想太多,付林打电话给我说希望我能来北京一起做科研,我对他的为人和能力很了解,也很相信他,就过来了。”张世钢说。


进入付林的团队后张世钢慢慢觉得,付林提出的那个理论如果真的能运用到实际供热当中,将会引发一场供暖革命。而且在张世钢看来,只要是付林想要做的事,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付林都会顶着头皮把事做成。


能源所成立以后,主要专注于技术路线研发和理论创新,并不具有研发设备的能力。为此,付林也一直寻找能够合作研发设备的企业。但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由于当时付林的构想还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缺少实践先例,没有企业愿意冒技术研发的风险来和付林合作。而付林和张世钢也都明白,如果自己的研究不转化为具体的应用技术,那他所做的一切对于社会来说都是零。


百般尝试无果后,付林和能源所的同事商量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用于设备研发的公司,他说服了自己的岳父岳母投资这个公司。2006年下半年,付林等人筹建的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瑞通)正式成立。


有了能源所和环能瑞通这一公一私的平台之后,付林积极推动自己的理论构想实现产研的转化,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发明了“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新技术”。据相关专家介绍,他的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系统供热能力大幅增加30%以上,供热能耗降幅超过40%,热网输送能力大幅提高50%以上。付林本人也凭此技术荣获2013年度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他所构想的供暖技术前景也逐渐被市场所认可。付林一只脚留在科研,另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市场,但他却没想到,二者的结合日后却将他送入一场乱局当中。


我觉得付林教授就像是一个孩子,抱着实验室得来的金砖在大街上走,但他面对的是丛林法则付林团队的博士生唐道轲说。

 

涉嫌贪污:220余万经费的去向


20064月,北京市科委发布了2007年度《北京市科技工作主题计划项目(课题)建议征集指南》,在文件第四部分中提到了“资源开发与高效循环再生利用”专题,而这一专题也恰好与付林团队正在研究的供暖技术的应用价值相契合。


付林在会议上发言


付林团队根据前期研究成果撰写了申请材料,并联合多家技术相关的单位向北京市科委提出了“电厂余热再利用研究与示范”的项目建议方案。


经过北京市科委组织的专家评审多次论证后,付林团队的方案得到了批准,并得到了875万的科研经费资助。之后付林团队又申请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电厂循环水余热资源利用技术及装备研究与示范”的经费支持。两项课题下来付林的课题组一共获得了国家拨款经费1300万。


据张世钢介绍,当时一同参与这两个课题的单位包括清华在内一共有10家,环能瑞通也在其中,主要负责专用设备的研发和样机的试制。而项目组约定,所有的国拨经费首先落到清华大学,再根据课题实际需求和进度分期分批拨至其它项目承担单位。


课题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余热回收相关的设备制造,这关乎付林的研究是否具有市场推广的前景。按照原定的课题研究技术路线,课题组原本只预计花费91万制造两台设备样机,但在实际项目进展中付林发现原定技术路线存在重大问题,无法达到余热回收系统的真正效果,项目进展一度陷入停滞。


反复对设备和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后,课题组决定更改技术路线,新技术路线需要的设备样机至少要增加到七台,样机试制的经费预算相应增加。


眼看着设备制造的时间越来越紧,付林决定从课题组在清华大学的账户上直接拨327万付给环能瑞通的设备代工方同方川崎,但同方川崎并不属于上报的参与课题研究的单位。


这一转账也成为付林深陷乱局的开始。


“按照一般程序走的话,这327万首先应该由清华大学打给负责设备制造的环能瑞通,再由环能瑞通打给同方川崎。但这样一来审批的程序又增加了不少,很耽误项目的进度,付林当时很着急,就直接把钱拨给了同方川崎。”张世钢说道。


解决了设备问题后,另一个困扰付林的难题就是经费。课题组总共获得国家下拨的经费1300万,但由于技术路线变更,要完成整个研究课题,1300万仍然不够。付林课题组需要另筹经费。


2008年五一假期过后,付林曾经的导师江亿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江亿在假期时去了一趟赤峰,在那里他向他的老朋友、赤峰富龙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龙)总经理景树森谈起了付林的项目,景树森当时表示支持付林的课题,并答应提供资金和试验场地。赤峰富龙先后为项目投入了820万,其中包括用于购买环能瑞通所制样机的380万,后来北京市科委对课题结题审计时认为富龙支付的380万属于环能瑞通为此课题自筹经费的一部分。


“因为富龙是一个国有企业,按照国有企业的资金管理规定,国有资本在不同企业单位之间的转移,需要实行有偿转让,也就是说我们要和富龙签订实际的买卖合同富龙才能把钱打给我们。”张世钢介绍道。为了保证富龙的资金能够尽快到位,环能瑞通和富龙签了一个合同,将首批试制的七台样机设备中的五台出售给富龙,富龙支付给环能瑞通380万。其实双方都知道卖设备只不过是名义,那五台样机只是用来试验,根本不具有应用价值,富龙买来根本就没有用。张世钢说道。


环能瑞通出售给赤峰富龙的样机


环能瑞通将富龙支付的380万用于支付同方川崎的代工费及其他研发费用,最后剩下的105万付林将其打入自己在清华的科研账户。据付林的说法,他考虑自己在清华大学科研账户上的钱不多了,而平时给自己的研究团队发工资、拨款都会用到那上面的钱,便以设备回收的名义打入105万。


而为什么付林要以设备回收的名义打钱到账户呢?付林的妻子曲燕解释是为了方便账务管理和审计,就会虚列一些设备回收等名目。


2017519日,海淀区检察院公诉处以贪污、挪用公款两项罪名向海淀区法院提起公诉,其中一项指控便是“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涉嫌贪污。”


检方认为付林当年从清华课题账户拨款327万给同方川崎用于设备研发,最终只返还账户105万,中间的220余万的差额系付林将5台设备卖给富龙所得,并且最终留在了他所实际控制的私企环能瑞通手中,中间的资金流转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付林本人涉嫌贪污。


“在付林负责的课题中,样机试制是课题参与单位环能瑞通公司的任务,而课题经费是直接拨给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将327万的样机试制费用直接拨付给同方川崎,实际上是将应该拨给环能瑞通的样机试制费用,根据环能瑞通试制样机的需要,直接拨给了代工制造样机的同方川崎。327万元样机试制费用制造出来的机样,用于了课题试验,课题最终也通过了结项审计验收,课题经费使用并无问题。”付林的辩护律师周泽说。


在周泽看来,科研经费本来就是用来支持课题研究所需的花费,327万元已用于样机试制这一课题任务,也就花费掉了,根本不存在还返的问题。

 

挪用公款:两份协议,织就法网


除贪污罪名,付林还面临着另外一项指控:挪用公款439万元。


完成北京市科委的课题之后,付林研究团队的技术积累日益丰富,其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也日益清晰起来。


20108月起,环能瑞通公司将所有技术、人员、业务和知识产权等转移至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清泰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付林的妻子曲燕。而边兵进入华清泰盟后主要负责技术的市场推广,“付林身上有典型的学者风范,但他缺少市场经验。”边兵说。


付林在“建筑节能设计周“上介绍自己的技术发明


边兵与付林相识于2008年北京南站的“热电冷三联供”项目。


二年后付林将边兵拉入自己的团队,“可能付林的团队中缺少有市场经验的人,但付林有特别希望能让团队的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能够推广到市场的技术,我之前有一些市场的经验,就加入了他的团队。”边兵说。


最初边兵在华清泰盟负责商务事宜,2015年后边兵接替付林成为能源所现任所长。


2011年初,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公司负责人李宝山、陈喜报等(现为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找到付林,希望其研究团队能为山西双良承接的山西八个电厂的乏汽余热供热改造工程提供技术支持。


“付林一大早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和他一起去谈项目。”边兵回忆道。


要完成八个电厂的可研,还需要外部设计院的配合,所以边兵与时任北京华清泰盟公司顾问的宣伟良及山西双良的陈喜报还一起去了位于天津的华北市政院,对相关技术及商务细节进行洽谈。


“双良和能源所签订的电厂内的供热改造合同是八个电厂分开签的,而电厂外热网改造合同则是八个电厂合在一起签的,当时这些合同上面都没有约定具体金额。”边兵说。


后来由于双方协商签订技术总服务合同的原因,上述合同实际上并没有执行。


此后,又经多次协商,各方最终达成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即双良委托能源所和华清泰盟共同承担项目的技术服务总包,服务内容包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设备监造、自控、安装施工技术指导、系统调试、人员培训、资料管理等。


协议达成后,为了不耽误项目进度,能源所首先为三方合作的项目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而华清泰盟找来其它设计院一起参与可研工作,并同时展开了项目所需设备的初步设计工作。


“做可行性研究及其他前期工作时我们都并没有向双良要钱,都是自己先垫钱,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赶快把自己的技术推广开来。”边兵说。


20114月中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部分项目的初步设计基本完成。边兵找到双良的负责人陈喜报协商,希望他们能先付可研和设计部分(总金额2100万元)的30%以用于支付已完成工作中的各种花费。


“当时双良那边的负责人陈喜报及其同事一直在北京这边住,经常到能源所及华清泰盟办公室这边督促工作,当时和他说了之后他当即就答应了。”边兵说。


而据能源所的同事回忆,付林当时考虑到一旦能源所和外面的私企发生重大金额的来往,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如果后期双良无法按合同支付剩余金额,那能源所势必要卷入经济纠纷当中,影响能源所正常的研究,而华清泰盟是一个私有企业,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反复考量后,付林让双良将600万打给了华清泰盟。


2011418日,山西双良、能源所、华清泰盟三方签订了付款补充协议,指定甲方(山西双良)尽快将首付款600万元付至乙方之一华清泰盟。


华清泰盟将其中的161万支付给了除能源所以外的其它合作单位,剩余的439万打给了能源所。


20115月,能源所和华清泰盟为山西双良所做的五个电厂内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一个电厂内改造项目的初步设计通过了国家电规总院组织的评审,而接下来的项目施工将是付林团队推广自己新型供热技术的重要阶段。


但事情却在此时起了波澜。


五一假期过后,双良告知付林,项目的设备将由自己的母公司——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双方多次协商之后也并未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底,三方合作终止。


但付林和双良之间的纠葛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4年开始,双良分别向江阴市公安局、清华大学校纪委、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举报付林,在举报中双良认为其支付的600万款项应打入能源所,却被付林要求打入了付林所控制的华清泰盟。江阴市公安局和清华大学校纪委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付林存在犯罪嫌疑,但之后海淀区检察院接手后,认定付林行为属贪污公款,并将其拘留。


在对付林进一步的调查中,海淀区检察院认定付林在承担“电厂余热再利用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时,涉嫌贪污公款220余万。


而针对双良举报付林的材料,边兵认为是完全不成立的。“双良举报付林的那个600万合同,实际上是能源所和双良签的合作框架性协议,具体支付的金额根本就没写,那600万是双良在自己保存的那份合同上手写上去的,我们这边的合同上根本没有。双良拿这手写的600万和后来的三方协议中支付给华清泰盟的600万联系起来,”边兵说道。


在此前媒体曾试图联系双良公司负责人,但一直未得到回复。


2017717日,双良集团发布声明称相关媒体发布的文章中涉及其下属企业山西双良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存在恶意诽谤的嫌疑,并要求相关的公司、个人、网站立即删除相关文章中涉及双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内容。


双良集团发布的声明


而在曲燕看来,双良之所以会去处心积虑地构陷自己的丈夫,是因为付林“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曲燕透露在2011年之后太原等地的几个项目中,由于甲方采纳了付林团队的不同于双良的技术方案和路线,差不多要节省国有资本投资10个亿,从而被双良认为是“直接影响并损害了双良的收益”。


2014年初开始,山西双良及其母公司双良集团多次派人找付林,让付林不准扶持业内其他企业,而必须与自己合作,否则就让付林坐牢。付林坚信自己的技术推广与合作是正当的,并未将威胁放在心上。


没有人比我们更爱这个国家了。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总得去爱一个人,爱一个家,爱一个国,你才能内心有归属感。现在的处境让我感到如此绝望,并不仅仅是因为付林不在。”曲燕说道。

 

两个案件,一种困境


“付林案其实和我之前接手的很多涉及科研经费使用和知识成果转化的案子相似,这些案子或多或少都反映了我们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以及产学研结合所面临的困境”周泽说道。


2017116日,原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因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共计五十万元。至此,从起诉到判决,持续三年半的褚健案宣告结束。而褚健当时的辩护律师也是周泽。


在周泽看来,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过于僵化。“科研经费下拨要走的程序太过麻烦会极大影响科研的进度。课题组这边正进行关键的技术研究,那边正在走程序的经费迟迟不下来,难不成要把研究停了等着经费下来?”周泽说。“有些人你可以用金钱去衡量,但科学家是不适合这套评价标准的,他们都是单纯去搞科研的人,他们的追求体现在科研里,而不是金钱上。我们现在是生怕他们贪一分钱,处处防着盯着管着,长此以往,对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是很不利的。”


图片来自微博@周泽律师


2017623日本是付林领导的“全热回收的天然气高效清洁供热技术及应用”项目参加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评奖答辩的日子,而付林却在拘留所中未能参加。


付林被拘留时间已达一年半,期间周泽多次向检察院递交对付林取保候审的请求,但均未成功,付林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也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付老师走了之后,我原来的题目就没法进行下去了,本来今年我就能参加博士答辩,但现在更换方向后还要再等一年,但我坚信付老师会得到公道的结果。”付林的博士生唐道轲说。


法律界针对付林案的讨论也一直在持续,201731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疑难刑事问题研究咨询专家委员会就付林案组织了专家论证会,我国刑法界泰斗高铭暄以及樊崇义、赵秉志、张智辉等人出席论证会并一致认为付林不构成犯罪。


会上通过的专家意见书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在20167月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中对科技领域犯罪的认定:办案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我潜心科研,志在以技术造福社会、为清华大学争光,但却被关押并受到贪污和挪用公款这样充满污名的错误指控,被迫离开讲台、学生、同事将近一年半,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打击”。今年826日,付林在致清华大学校领导的信中写道。


检察院的人在对付林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时,翻阅了付林的手机和电脑。来付林确实是个老实人、工作狂,手机、电脑里除了工作其它的居然什么都没有。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曾当对前去检察院配合调查做笔录的曲燕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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