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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世界】一带一路上的中俄万里茶道


编者按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起源于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时事背景之下,茶业界正在实现产业升级,再度复兴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福建是国家倡议“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山海侨优势凸显,大有可为。在【茶世界】里读懂茶,从茶里看世界。

一带一路上的中俄万里茶道



中国的茶叶在十七世纪末才被大多数欧洲人知晓,而其作为大宗商品正式传入欧洲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茶叶的出现尤其是由红茶和黑茶压制成的茶砖,受到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牧民的欢迎。随着欧洲与俄蒙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日益增加,以及海上茶路的衰微,一条起于中国福建,途经江西、湖北等多个省份,穿过蒙古草原,至中俄边境恰克图,后继续向西延伸至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的万里茶道由此形成。这是一条横跨亚欧大陆连接中俄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重要的中外国际贸易通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更是促进东方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交流融合的桥梁。丝路茶飘香,这条绵延了1.3万公里的万里茶道,从温山软水的江南到漫天飞沙的大漠,从云深林密的山野到苍茫辽阔的草原,从古老繁盛的东方到开放进取的西欧,满载着悠悠茶香与商人殷切的希望延续了近2个世纪。



中俄万里茶道的开辟源于俄国市场对茶叶的巨大需求。据记载,明崇祯年间中国茶叶首次被运往俄国。当茶叶作为礼物被沙皇使者带回圣彼得堡时,沙皇命仆人沏茶与众大臣共享,清幽淡雅的茶香令众人惊异不已。茶叶的消脂功效,让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如获至宝。从此,俄国人开始了漫长的饮茶史,后来甚至到了“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境地。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官方贸易正式开始。中国商人将茶与丝绸卖给俄商,以换取俄国的毛皮,中俄贸易“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传统也由此形成。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为中俄两国边境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两国的茶叶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两国的贸易形式又单一的商队贸易向商队贸易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逐渐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发展。随着俄国市场对茶叶需求的迅猛增长,中国商人开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叶产地至俄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路线,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万里茶道”。


欧洲市场对茶叶的巨额需求与中欧贸易海陆运输的日渐衰败,促进了万里茶道的兴盛。自丝绸之路伊始,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便开始了。到了唐宋时期,茶叶已经成为中欧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浪潮中,茶叶更是受到了欧洲皇室贵族的狂热追捧。15-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掌控了中欧主要的贸易线路,切断了中欧的直接贸易往来。因此,最初茶叶贩运主要通过海上运输至欧洲各国。但是,海运时间久风险大,且茶叶极易受潮,深受欧洲贵族的诟病。因而,中欧茶叶贸易的陆路运输亟待开拓。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与俄国疆域的拓展,中欧陆路运输新道路的开辟成为可能。在历史的演进中,这条南起自中国武夷山、湖南安化等茶叶原产地,途经“东方茶港”汉口集散,北至俄国圣彼得堡,并转运至欧洲各国的万里茶道走向历史舞台,并在中外贸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晋商与俄商在茶道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晋商完全垄断了中国对外的茶叶贸易。据记载,乾隆年间,晋商已开辟出从武夷山到中俄边境的长途茶叶贩运通道。强大分布广泛的晋商票号网络体系便利了大宗商品交易,为晋商垄断中国茶的国际贸易奠定了基础。大批茶叶在汉口集散后,被晋商运上马背或驼峰,跋山涉水,一步一个脚印,行至俄国边境。晋商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伴着这馨馨茶香,在这万里茶道上流淌,并走向世界。1840年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炸下,我国国门洞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摇摇欲坠,英俄茶商迅速崛起。汉口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亦成为英俄竞争的焦点。最终,英商人在汉口茶叶商战中落败,俄商控制了汉口茶市。在沙皇的鼓励下,俄国贵族与财阀纷纷奔赴汉口,开办制茶厂与茶叶贸易公司。随着机器生产与商业资本的介入,中俄茶叶贸易迅速增长,晋商的垄断地位彻底终结。


先进的工业文明促进了茶叶贸易的繁荣,也使这条传统陆路茶道日渐衰落。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通车。来自汉口的茶叶,经水运及海运被运至海参崴,然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送到俄国全境乃至西欧各国,万里茶叶之路由此改向。随着辛亥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陆续爆发,中俄贸易在纷飞的战火中逐渐衰落,这条兴盛百余年的万里茶道也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万里茶道连接中蒙俄三国,是一条重要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通道,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首先,万里茶道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兴起,改变了沿途城市的建设规划,促进了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在陆路万里茶道上,茶叶贸易中衍生出来大量茶叶生产加工及运输等方面的需求,催生了茶道沿线城市相关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促进沿线人口的就业,产生了深刻的产业连锁效应。汉口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在茶道兴盛时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俄商的到来,引进了机器生产,为汉口工业化发展奠定基础,并促进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产业的发展。其次,茶道作为桥梁将东方文明传播到西方。茶叶作为一种新型饮料,受到欧洲皇室与贵族的喜爱。在饮茶逐渐成为欧美人的生活习惯的同时,茶叶的种植与栽培技术也传播至欧洲。1848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英国园艺家罗伯特·福特大量招聘中国优秀的茶工并采集优质茶树茶籽,在印度进行培植并取得成功。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将茶树种植引进各自殖民地国家。此后,茶叶种植传遍全球50多个国家的适种区。茶叶贸易对欧洲工业革命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茶叶贸易被认为是全球近代最具经济效益的贸易,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欧洲工业文明也经茶道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伴随着茶叶贸易,欧洲工业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商在汉口开办制茶厂,成为汉口工业化生产的开端。制茶厂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商,他们纷纷在汉口开设工厂进行生产,如法国德国商人建造了蛋制品工厂,美国投资桐油生产等。外商引进的新型生产理念与组织形式深深地影响了汉口。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开设了一系列大型官办工厂,华商纷纷响应,建造了一些列官督商办的公司,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汉阳重工业区。这些工厂生产所需的工业设备,均由万里茶道陆路或海路运输工具承运。而武汉,则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最后,万里茶道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现实价值不容忽视。万里茶道见证了晋商的兴衰荣辱,见证了古代茶农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证了汉口乃至大半个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自强开放的历史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挣扎与转变。鉴于茶道所承载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中蒙俄三国在充分交流后,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万里茶道”被赋予了新的使命。由于中俄蒙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此倡议获得了俄方和蒙方的积极响应。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草原之路就是我们所说的“万里茶道”。在经济建设新时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赋予了这条古老悠久的贸易之路新的时代内涵与使命。此次元首会晤之后,为达成会晤的倡议,中俄、中蒙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促进双边交流合作的文件,并促成三国在多领域内达成多项双边合作项目。2014年10月,《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签订,正式将茶道的申遗工作提到了国家层面。其实,早在2013年,中俄蒙三国就提出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的倡议。由此可见,万里茶道申遗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利于茶道沿线城市及地区开展与茶道相关的文化旅游项目,奠定了中俄蒙三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历史基础,有效促进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与“一带一路”总体战略对接。从“万里茶道”行至“一带一路”,中俄蒙三国未来经济建设中必能实现互利共赢。



(本文来源于《群言》第九期;作者:刁莉、王敏芬;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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